這是一場無聲的風暴。

手術床上，苗挺的眼半睜著，無光。他的衣服被剪開，身上貼著電極片。心電監護儀發出急促的報警聲，提示病人正在經歷致命的心律失常，屏幕上一條劇烈震蕩的曲線不斷向前滾動。

心臟室顫來了。

在成都市第一人民醫院(下稱一醫院)的急診科搶救室，發生室顫的病人并不少見，每次都會讓醫護人員進入最緊張的狀態。它常常出現在人臨終前，由循環衰竭引起，幾乎與“一條直線”同樣兇險。

接下來，搶救的每一分鐘都被拆成60秒計算。醫生和護士的動作像是按了快進鍵，接力胸外按壓、建立靜脈通道、上簡易呼吸機、準備除顫儀……他們顧不上抬頭，一邊操作，一邊報告著各種生理指數，發出指令。

苗挺聽不到這些，他心跳、呼吸停止，意識完全喪失，看上去格外平靜，對搶救毫無反應。但在皮膚和骨骼之下，他的心臟正在經歷一場驚濤駭浪般的風暴。

醫學上把24小時內、出現不少于2次室顫的現象稱作“電風暴”。接診急性心肌梗死(下稱急性心梗)病人時，這是醫生最不愿看到的癥狀之一。苗挺在20分鐘內室顫了4次。

如果把急性心梗發作看成一個人掛在懸崖邊的樹枝上，那么“電風暴”來臨時，樹枝就裂開了口子。全球最權威的心臟病醫學組織之一，歐洲心臟病學會(ESC)把“電風暴”定義為“心室電活動極度不穩定導致的最危重的惡性心律失常”。

這場風暴還攪動著一醫院的急診科。搶救開始后，15平方米的搶救室里，圍了11個醫生、護士。有人不斷聞訊趕來，只能站在一旁觀望。

眼前的病人既是他們的“老主任”，也是他們的“教官”。苗挺曾任一醫院急診科主任10年，后又調到成都市急救指揮中心(下稱急救中心)，主管急救培訓。此刻急診科幾乎每一個參與搶救、或只是站在一旁焦急等待的醫護人員，都曾接受過他的急救技能訓練。

現在，考試時間到了。

1

2月27日是個周日，連續下了幾天的雨后，成都的氣溫降到12攝氏度。除了這突然的“倒春寒”外，那一天沒什么特別。

臨近中午，苗挺換上呢子大衣，準備出門。每到周末，他和妻子都會去老城區看望母親。妻子記得，那天他精神不錯，半個多小時的車程輕松開了下來。

苗挺做事風風火火，看起來總是精力充沛，好友喜歡用“豪放”概括他的性格。他65歲，剛從急救中心培訓科退休兩年。他曾是中國心胸血管麻醉學會急救與復蘇分會常委、四川省急診醫學專委會常委，是急救領域，尤其是心源性猝死急救領域的專家。

延遲3年才退休的苗挺還是閑不住。公安、鐵路、機場，還有他最熟悉的醫療系統，都經常請他講課。他總是欣然赴約，去傳授基礎或者高級的生命支持技能。2021年的前57天里，他至少做了18場急救培訓。

出事前一天，他還在給世界大學生運動會的醫療保障團隊作AHA(美國心臟協會)認證的ACLS(高級心臟生命支持)培訓課程。當天，他在朋友圈上傳9張上課時的照片，配文“繼續培訓”。

27日，他難得休息。下午1點多，老母親準備好了兒子最愛吃的手工包子，豬肉白菜餡兒。苗挺和往常一樣，吃了3個。其間，一家人拉了些家常，沒有任何值得情緒激動的話題。

聊完天，母親和妻子收拾碗筷，苗挺躺在沙發上看電視，很快就打起了呼嚕——這是他在醫院急診科養成的習慣，總上夜班，午睡就成為必需品。

妻子忙完也睡了過去，不知過了多久，迷糊中，她感覺身邊有些響動。睜開眼，她看到苗挺皺著眉頭，臉色蒼白，一只手捂著胸口，在那張三人沙發上來回挪動，看起來焦躁不安。

她警覺起來。在家中，苗挺要求所有家人都要掌握急救技能，“就連我10歲的孫子都懂心肺復蘇的原理”。幾十年來，苗挺每成功搶救一個病人，她都要當一次聽眾，看他手舞足蹈地復述整個過程，她清楚那些病人的特征。

苗挺喜歡社交，朋友又大多是醫療圈子里的同行。她已經數不清聽他們交流過多少個病例，“胸痛”“臉色變化”“出汗”是幾個最常出現的詞。

她伸手去摸老伴兒的額頭，“潮潮的”，并沒有急性心梗常出現的大汗淋漓。

“你怎么了?”她有些擔心。

“我胸痛，痛醒了。”苗挺回答，捂著胸口的手沒有放下。

這是個極度危險的信號。妻子回憶，聽到丈夫的回答后，腦子里閃過那個既熟悉又令人恐懼的疾病：急性心肌梗死。

在很多人眼中，苗挺都能稱得上一個健康的人。沒生過什么大病，又能保持旺盛的精力。小病也很少找上他，有時一年下來都不會感冒一次。

但妻子清楚，這些年他一直都在“薄冰上行走”。他有高血壓、高血脂，又經常抽煙、喝酒，近幾年體重逐漸上升，已經稱得上肥胖體型——這些全是急性心梗發作的高危因素。

3天前，苗挺曾有過短暫的胸痛經歷，還伴有一瞬間的牙疼。持續幾十秒鐘后，痛感消失。當晚，他還準時參加了一場朋友聚會，喝了半斤白酒。

“打120吧?”妻子問苗挺，就像在“征求一個醫生的意見”。

“不用，再觀察一下。”苗挺擺擺手。

大概過了一兩分鐘，苗挺的癥狀仍沒有緩解，他還是不斷地在沙發兩頭間來回挪動。妻子也坐不住了，從丈夫那里習來的常識告訴她，這種時候，猶豫就是在“害命”。

“我不能聽他的，他那會兒已經無法正常決策了。”妻子回憶當時的情形。

她要立即行動，撥打120，而不是被一個病人的意見左右。

2

妻子用苗挺的手機撥通急救電話，把手機遞給丈夫。

“我胸痛了，需要一臺救護車。”這時苗挺還能正常表達。

急救中心的調度員熟悉這個聲音和號碼，平日里，苗挺經常主持急救演練，有時也會搞抽查。他會用自己的電話“突襲”急救中心，檢查救護車出診質量。

放下電話，妻子讓在場的其他家人看好苗挺，自己匆忙下樓，提前趕到路口，引導救護車到單元樓下，盡可能節省時間。

出門不久，她接到120回撥的電話。聽到電話那頭的不是苗挺，對方疑惑了：“不是演習、抽查嗎?苗老師呢?”

“他是真病了，你們快點。”

在急救領域，病人處置分為“院前”“院內”兩個環節。國家心血管病中心發布的《中國心血管病報告2018》顯示，中國每年發生54.4萬例心源性猝死。在另一項數據里，這些猝死有七成以上發生在“院前”階段。

案例中，有人像苗挺一樣，覺得胸痛可以承受，一直拖延呼叫120的時間。有人相信自己開車去醫院比救護車快，結果遇到堵車，或者在途中病發。

盡管比大多數人更清楚這些，但作為一個病人時，苗挺依然在犯和他們一樣危險的錯誤。

救護車只用了7分鐘就抵達小區門口。醫生和護士上樓后，先給苗挺用上氧氣袋，然后當場檢測心電圖，初步判斷是急性心梗。

“還不夠典型。”苗挺搖了搖頭，“再觀察一下。”

醫生、護士都是他的“晚輩”，有些手足無措，只能輕聲勸他，“苗叔叔，去醫院吧，你這個很危險”。他躺在沙發上沒有動彈，只是不住擺手。

“馬上去醫院!”妻子態度堅決。

整個過程，她都表現得足夠果決和冷靜。她說自己必須這么做，沒人知道，她手心已經出汗，心跳明顯加快，“我能感覺到”。

苗挺似乎被妻子鎮住，沒再抗拒。就像平時的演習一樣，幾個急救人員抬著擔架，用最快、最平穩的方式把他送進救護車。

上車前，醫生拿出“胸痛一包藥”(阿司匹林、替格瑞洛、氯吡格雷，均為抗凝血和血小板聚集抑制藥物)，讓他嚼碎服下，保證盡快吸收。另外，急性心梗病人常伴有嘔吐癥狀，嚼碎后可以盡量避免病人把藥整片吐出來。

慌亂中，一粒藥片掉在地上，妻子顧不上那么多，撿起藥片，帶著泥土塞進苗挺嘴里。

救護車拉起警笛，路上的車輛紛紛讓行，紅燈也不可阻擋。

救護車內，苗挺變得更加煩躁起來，在擔架上“翻來覆去”。鼻吸式氧氣管被反復甩掉、裝上。護士按著他的肩膀，妻子按著他的腿，試圖控制他的身體。

他額頭上的汗水明顯多了起來，一顆顆往下掉。不一會兒，他摸著自己的喉嚨，說“像火燒一樣”，一直“燒”到胃部。

“華西醫院!天府大道!火車南站……”一路上，護士都在跟他同步救護車位置，安撫他“很快就到了”。

15分鐘后，救護車抵達一醫院的急診門口。院前搶救結束了，過程幾近完美，但病人的危險狀況并沒有因此緩解，冠狀動脈正在一點點堵死，每一秒鐘，心臟都有可能因缺血受到損傷。

急性心梗治療中，有個經典的“DtoB”時間(Door to Balloon，門球時間)，指從患者進醫院大門，到用球囊把堵塞血管擴張開的時間。國內把DtoB的黃金時間確定為90分鐘，超過這個時間，病人的獲益會呈指數級下降，直至死亡。

在這場搶救中，下一個階段開始計時了。

3

接到救護車的電話時，一醫院急診科醫生李嘉文剛剛安頓好一個眩暈的患者，正在和病人家屬溝通病情。

“10分鐘后有一個急性心梗的病人入院，請做好準備。”電話那頭交待。接著又補充，“病人是苗挺老師。”

李嘉文原本已經緊張起來，聽到是苗挺老師后，反而“松了一口氣”。和急救中心的人一樣，她也覺得“苗老師又來搞演習”。

她做了8年急診醫生，入職時苗挺已從急診科主任的位置上調離，但她對苗挺并不陌生。醫院每年搞搶救培訓，都會請苗挺來講課。有時市里舉辦急救比賽，苗挺常作為評委，參與打分。

“苗老師的培訓很好玩，會結合他之前碰到的案例，講得特別有激情，而且很有用。”李嘉文的印象里，苗挺在作急救培訓時很投入，“要求也相當嚴格”。自己掌握的操作規范和一些急難病例的處置方式，很多都是從他那里習得。

她和幾位同事推著搶救床，準備迎接“病人”。救護車快速駛入搶救通道，車門打開，李嘉文看到苗挺躺在擔架上，一只手搭在胸口，滿頭大汗。身邊還有家屬陪伴，表情緊張。這顯然不是表演。

來不及吃驚，救護車上的醫生就把擔架推下車，招呼他們把病人轉到搶救床上。

到搶救室的路上，李嘉文甚至感到有些恍惚。一個每天教人如何搶救心梗的專家，現在卻因心梗被搶救，“這太不真實”。她拿起苗挺的心電圖，疑慮消失，上面的曲線提示，病人已經出現典型的心梗特征。

日常生活中，誘發急性心梗的因素有很多，大量飲酒、過度疲勞、劇烈運動、情緒激動、氣溫驟降等。沒人能準確說出苗挺突發急性心梗的原因，或許是3天前的那場酒局，也或許是突如其來的倒春寒、連日的疲憊，又或許與這些因素都有關系。但毫無疑問的是，相比別人，他的生活習慣更容易讓心梗找上門。

“我應該不是心梗，我可能是主動脈夾層(另一種嚴重的心血管疾病)。”苗挺躺在床上，說話時明顯氣短，但仍努力提出意見，即使在李嘉文看來，這種判斷有些奇怪——上苗挺的課時，學生最愛聽他講怎么看心電圖。市里每年的急救比賽，他是心電圖部分的命題人。

不斷有醫生聞訊趕來，心內科的劉童剛好在住院部值二線班，他與苗挺是多年的好友，“跑步到了搶救室”。

見到苗挺后，他發現對方的反應、對話，“比意識清醒時慢了不止半拍”，整個人也顯得很煩躁。護士要給他抽血，他就甩手，要有人按著才行。苗挺告訴劉童，自己不可能是心梗，“不能放架子(冠狀動脈支架)”。

這時，苗挺的第二張心電圖出來了，更明確，病人是右側冠狀動脈出了問題。“如果在他清醒狀態下，還能把這張圖判斷錯，他基本上就可以轉行了。”醫生又給他量血壓，如果是主動脈夾層，兩臂血壓一般會有至少20毫米汞柱的壓差，但他沒有。

“他當時就是那種‘麻煩的病人’，不聽醫囑，對病情有自己的看法，干擾正常醫療程序。”劉童笑著說，他能理解苗挺的這種反應，“他對醫療環境的刺激比較敏感，像是一個人在危險情況下的自我保護機制。”

劉童判斷，苗挺當時應該已經腦缺血，導致意識混亂、判斷力下降。而出現這種癥狀時，病人的心臟功能已經明顯衰弱——心臟的收縮和舒張依靠心肌。冠狀動脈是為心肌供血的血管，堵塞后心肌供血不足，心臟舒縮能力受到影響，無法將足夠的血液送至大腦。

搶救床上，苗挺還在固執己見。醫生拗不過，又“為了那1%的可能”，答應他在去導管室的路上，順便拍張CT，“看看主動脈的情況”。

“他作為病人時，對醫生的質疑、對治療的抗拒，跟一般人沒什么區別。”劉童說自己體會過這種感受。作為心內科醫生，他常年做介入手術，被射線輻射，身體出現嚴重癥狀。血液科醫生告訴他可能患了嗜酸性白血病，“我先是懷疑，后來又覺得天都塌了，那種巨大的絕望，就算是醫生也很難自持。”

但以一個醫生的身份面對病人時，職業理性又重新支配了他。

“他(苗挺)要跟我談條件，沒問題，我要保持一個柔軟的溝通方式，但是我的原則是，相信自己的專業判斷，不能受一個腦缺氧病人的左右。”

醫患雙方終于達成了共識，苗挺依然煩躁，仍不斷復述己見。護士把搶救室的門打開，準備把他推往CT室。

“我的診斷應該是……”忽然，苗挺兩眼往上一翻，暈厥過去。

4

搶救立即進入另一個賽段。

急性心梗患者發生暈厥是種非常緊急的情況，臨床上把這種狀況稱作“阿-斯綜合征(Adams-Stokes綜合征)”，即心源性腦缺血綜合征。發作時，心臟功能已經嚴重不足，人體循環系統幾乎停滯。

心電監護儀的警報聲幾乎同時響起，心率的數字變成閃爍的紅色，代表著“一級報警”。

“室顫!”有醫生呼喊。

護士“唰”地一聲拉上搶救床位間的隔簾，家屬離開，常規清場。所有人都像一臺設定好程序的機器，忽然啟動，按步驟快速執行。

有人捏著針頭，在苗挺手上尋找血管。有人在他胸前涂抹導電糊，準備實施電除顫。病人沒有自主呼吸，來不及插管，有人把簡易呼吸器罩在他嘴上，一只手不停捏著呼吸器的球囊。

還有人拍著他的肩膀，“老苗，老苗”，確認他的意識，但他絲毫沒有回應。

“除顫儀準備!”

所有人都向后退了兩步，一位醫生走向前，把電極板按在苗挺胸前。放電，200焦耳的能量瞬間穿透他的皮膚和肌肉，到達心臟。他的身體從床上彈起、落下。

發生室顫時，病人的心室肌缺血，細胞電活動紊亂，心室就會像痙攣一樣快速、微弱地亂顫，以至于心臟無法泵血。在強勁的直流電脈沖作用下，心肌細胞的電活動被一律消除，等待重新恢復正常，就像電腦死機后的重啟。

接下來的幾秒鐘，搶救現場忽然變得異常安靜，幾乎所有人都屏住呼吸，緊盯著監護儀屏幕上的變化。

室顫的劇烈波動消失了，但監護儀上的心電圖變成了一條直線，原本急促的報警聲也成了一種惱人的、不間斷的蜂鳴。

心臟這個人體最勤奮的器官，一般從胚胎發育的第六周就開始工作。近40年來，苗挺一直致力于保證患者的心臟不要停歇。現在，他的心卻跳停了。

也就是在這一瞬間，他血管里的血液停止了流動，每一個器官都開始缺血、缺氧，包括大腦。每一個瞬間，都有組織細胞凋零，然后死亡。

幾乎不需要反應時間，已經有醫生沖上去給苗挺做胸外按壓。每一次胸廓都要壓下5厘米，然后充分回彈。就像擠氣球，心臟在外界物理擠壓下，雖然不是自主動作，但也能完成一部分收縮和舒張的功能。

“就是這部分外力帶來的舒縮功能，在人體高級神經的調配下，會優先供血給大腦、心臟、腎臟等重要器官，最大程度避免這些臟器損傷。”劉童說，如果一個人突然心臟驟停，要第一時間給他做心肺復蘇，“心臟驟停的黃金救援時間只有4分鐘，超過4分鐘，腦細胞就會有不可逆損害，超過10分鐘，人基本就回不來了。”

他曾接診一個病人，和苗挺一樣突發急性心梗。送到醫院后，血管開通手術很順利，心臟也恢復了自主跳動，但因為前期沒有及時做心肺復蘇，大腦內的呼吸中樞受損，病人失去了自主呼吸，“被活活憋死”。

幸運的是，苗挺現在就躺在搶救床上。醫生接力按壓，高質量的心肺復蘇幾乎沒有間斷。床邊，代替人力的機器已經調試完畢，類似“打樁機”的心肺復蘇器隨時可以使用，無創呼吸機也設置好了參數，等待插管、開通氣道。

室顫時第一時間除顫、用藥物降低病人交感神經過度興奮、心搏驟停時及時心肺復蘇、上呼吸機、開通血管后要注意病人酸中毒……

休克中的苗挺無法得知，這些流程和動作就像他的課程重現。對正在埋頭搶救的醫生李嘉文來說，所有動作都源自反復訓練形成的“肌肉記憶”。

但困難還是比想象中多。李嘉文負責氣管插管，因為胸外按壓同時會擠壓氣道，插管一定要盡量迅速。

“5、10、15……”李嘉文剛開始插管，旁邊就有醫生計時。

她發現，苗挺氣管是“困難氣道”，沒有設備輔助，導管很難進入。

“停!停!”現場指揮呼喊。李嘉文撤回，心肺復蘇馬上繼續。血壓穩定下來后，她又嘗試了一次，還是沒有成功。

這時，心電監護儀的報警聲突然響起。室顫又來了。

5

再次除顫后，苗挺的心電圖有了新變化。

劉童認得眼前的這種波形，ST段(心電圖的一個波段)陡然抬高，形狀像一座墓碑，醫學界就把這種波形叫“墓碑樣”心電圖。

出現這種心電圖波形的急性心梗患者，心肌通常已經受到嚴重損傷。

不等眾人反應，缺血、缺氧的癥狀開始向苗挺的全身擴散。他血氧含量降到80%左右，嚴重低于正常人95%以上的數值，手指和臉上皮膚開始變得烏紫。

“苗老師還能不能回得來啊?”有護士小聲問。

沒人回答。這時，急診科、心內科、重癥醫學科和麻醉科的醫生都已經到場，搶救團隊甚至準備了ECMO(體外膜肺氧合)，應對可能出現的最壞情況——病人心肺功能衰竭，建立體外循環。

他們繼續嘗試常規手段。一針腎上腺素注入苗挺體內，用的是最大劑量。這劑“強心針”起了效果，監護儀顯示，苗挺恢復了自主心跳。

剛跳了十幾下，第三次室顫又來了。

這一次，是場“電風暴”。除顫后，苗挺的心臟又停跳了。這讓劉童感到絕望，3次除顫，病人幾乎沒有給出任何回應。更何況，在他的臨床經驗里，“即使一切都做得很完美，仍有15%-20%發生‘電風暴’的病人出不了搶救室”。

當天，心內科副主任秦芳也在搶救現場，她是苗挺多年的老搭檔。她用手機給苗挺拍了張照片，然后發到家庭群里，“老苗可能不行了”。她看到身旁站著的另一位同事，緊盯著搶救床，雙手緊握，渾身顫抖。

一位醫生上前拿手電照射他的眼睛，觀察瞳孔有沒有收縮——搶救已經進行了十幾分鐘，他們在確認要不要放棄。

病人的瞳孔收縮了。這是人體最高級的神經反射之一，搶救繼續。

李嘉文再次準備插管，她彎下腰，瞟見有麻醉師在場，忽然停了下來。

“老師，您來。”她望向同事，或者說是隊友。

麻醉師走上前，用電子喉鏡輔助，就像他每天都在做的那樣熟練，一次就插管成功。

苗挺的血氧飽和度逐漸得到改善。從阿-斯綜合征發作開始，搶救已經進行了快20分鐘，在心臟驟停搶救中，這已經算是比較長的時間。再往后，就算搶救回來，病人的預后可能也不會樂觀。

就在這時，苗挺發生了第四次室顫。緊急除顫后，劉童看到，苗挺恢復了心跳，雖然微弱，但卻是自主跳動。

緊接著，有醫生看到苗挺的眼皮輕微跳動。然后所有人都看到了，他的手腳也有了動彈。突然，他“嗷”地一聲開始嘔吐，醫生趕忙把他的頭扶到側面，防止誤吸。

這是個不太“利落”的結局，但已經沒人在意這些。

“耶!”李嘉文和同事們互相對視，忍不住地喊出了聲。

6

搶救室外，苗挺的妻子站在原地，“腦子一片空白”。其間有護士不斷出來，拿著一堆文書讓她簽字，她幾乎沒有猶豫，全部同意。

“我相信醫生，只要是對他有利的處置，盡管上就行。”半個月后，她回憶這場風波時，語氣依然堅定。

從醫30多年，秦芳見過太多生死，“已經看得很開”。但那些“本有機會拉回來，卻因為一些非醫療原因沒能留住”的患者，每次都會讓她揪心。

她見過一些急性心梗患者的家屬，手術前要等所有家庭成員到場商量后，才簽字同意，結果病人已經被“耽誤”了。還有家屬不顧醫生著急催促，并告知病人等不起，還是要打一圈電話，找到“權威醫生”，得到肯定答復后才同意手術，結果是悲劇。

“苗挺這件事，在家屬的層面，可能一分鐘都沒耽誤，整場搶救完全由醫院主導。”在她看來，家屬對醫院的信任，是搶救成功的關鍵因素之一。

從搶救室出來后，苗挺被推到導管室，劉童為他做了介入手術，在動脈血管里安裝支架。

“他的整個右側冠狀動脈堵了一半。”劉童感嘆。

晚上8點半，手術結束。下班后，劉童換上便裝，在回家路上發朋友圈，“終于把這個不聽話的‘老小子’撈回來了”。

術后，醫生給苗挺用了鎮靜劑，他在重癥監護室里“昏迷”了3天。前兩天，他一直高燒不退，醫生從他的肺泡里抽出了異物，是白菜幫子和肉餡。

出院后，苗挺對發病時的記憶是一片空白。除了這一點，他身體幾乎沒什么大礙。只是胸口的疼痛、兩臂的淤青，還有介入手術留下的瘀血還在提示著他，那天他經歷了一場生死考驗。

對苗挺家庭來說，這場風暴的余波還未平息。

從前每天早上，苗挺都是家里第一個起床的，如今妻子總會趕在他睡醒前，檢查他還有沒有氣息。走在路上，妻子也要攙扶著他，即使他行動能力并沒有下降。就連說話時，妻子也會時不時摸一下他的額頭，檢查他有沒有出汗。

他給救他的醫院，急診科、心內科都送去了錦旗，上書：救命之恩，沒齒難忘。他最感謝的還有妻子。

“她的處置幾乎是教科書式的。”苗挺復盤，發現家人胸痛后果斷撥打120，選擇有救治能力的醫院。讓病人盡量平臥，不要隨意挪動，增加心臟負擔。在有其他家人看護病人的情況下，引導救護車，盡量節省時間。到醫院后，完全信任醫生，沒有猶豫不決。

苗挺曾在一場成都市屬醫療機構的會議上得知一個數據，成都市的胸痛病人通過呼叫120到醫院就診的，只有總病人數的17%左右，大部分都是自己去醫院。

“這不該是一個大型城市該有的‘醫療教育’水平。”苗挺摸著胸口，語氣沉重。

實際上，根據國家心血管病中心發布的《中國心血管病報告2018》，我國每年發生心源性猝死54.4萬例，院外搶救成功率不足1%，遠低于發達國家的2%-15%，甚至30%。相對應的是，我國心肺復蘇技能的普及率同樣是1%，發達國家是60%。

苗挺曾經每天抽超過一包香煙，現在減到兩支以下，酒不敢再喝。他要繼續推廣急救技術，最新的案例是這段親身經歷。

“我是在用生命檢驗自己的培訓。”他在課件上打下這行字。(記者 楊海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