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風起隴西》首播完結后，圍繞該劇的爭論并未停止，熱度甚至超越了劇播階段。評論大致分為兩大陣營：一波人直呼“畫面暗”“劇情亂”“看不懂”，另一波人則稱其為國產劇中難得的清流，并為低迷收視抱不平。

5月16日，中國視聽大數據公布了《風起隴西》平均收視率，為0.679%；愛奇藝站內熱度最高值未能突破7500。以同樣臺網聯播的《人世間》數據做對比，后者平均收視率為2.85%，愛奇藝站內熱度破萬。如以收視率論成敗，《風起隴西》的數據并不理想。

《風起隴西》改編自馬伯庸所著三國題材諜戰(zhàn)小說，導演路陽曾執(zhí)導過《繡春刀》《刺殺小說家》，陳坤、白宇的雙男主陣容，再加上尹鑄勝、聶遠等一眾實力派演員，從軟硬件配置來看，本不該冷清至此。

劇集開播之際，針對慘淡收視，該劇編劇之一金昱曾回應：“情節(jié)密度高的劇，在電視里的初期收視都不會太高，觀眾的觀影習慣和耐心都需要考慮。”這番話被解讀為“觀劇有門檻”，招致不少觀眾的嘲諷。

進入《風起隴西》的確有一定的門檻。所謂門檻，并不在于表達主題和表現方式有多么艱深，而在于它講了一個與大多數人想象不符的三國故事。那些攪動風云的英雄豪杰成為背景，主人公是兩個虛構的無名小卒。從創(chuàng)作者選擇以亂世之中小人物為主線時，《風起隴西》就較難在大眾層面引發(fā)廣泛共情，無緣成為一部現象級作品。

作為近年來炙手可熱的IP，馬伯庸小說被大量改編成影視劇，其中包括《長安十二時辰》《古董局中局》《風起洛陽》等，評價褒貶不一。一些觀眾并不認可他講故事的方式，針對《風起隴西》原著，批駁馬伯庸將三國魔改成古裝版無間道，是對歷史的胡編。對此，馬伯庸的書粉持有不同看法。軍事歷史愛好者郭翔鶴是馬伯庸小說的忠實讀者，他向第一財經表示，《風起隴西》經過了嚴謹的歷史考證，是基于當時的政治格局和軍事地理展開的合理想象，無論是原著或是劇集，《風起隴西》的水準超越過往許多同類型作品。

“過去大量的古裝劇把歷史的原貌都改變了。比如讓漢族男子披頭散發(fā)，這在古代可是奇恥大辱。長久的民族傳統(tǒng)，基本的文化尊嚴被很多歷史編劇踩在腳下。”郭翔鶴認為，從對待歷史的態(tài)度來看，《鳳起隴西》值得推薦：“它拍出了歷史的風骨。短期內可能不是每個人都能接受，長遠來看，還是會作為經典存在。”

亂世中的平凡人性

英雄氣概，名士風流，權術計謀，三國歷來是一個迷人的文化IP。這段短暫卻跌宕的歷史，震蕩了中國政治與文化版圖，后世對它充滿了浪漫化的想象。

學者田曉菲在著述《赤壁之戟：建安與三國》中指出：提到“三國”，人們則會主要想到漢末的軍閥混戰(zhàn)、合縱連衡、運籌決勝與武藝將略。在明清時代，“三國”特別與通俗傳統(tǒng)聯系在一起，以系于羅貫中名下的《三國演義》為中心：這部小說激發(fā)了多種多樣的藝術想象，開啟了無數繼作，從戲曲和說唱文學作品，直到現代的電影、電視劇、漫畫、電子游戲、卡牌游戲；此外，也在日本、韓國、越南得到廣泛傳播和改編，使“三國熱”成為一種東亞現象。

在導演自述中，路陽寫到，他一直以來都非常喜歡三國時期的歷史。“小時候看歷史，更多看的是精彩紛呈的故事，長大之后才懂得，歷史是關于人的歷史，而不僅僅是故事。”在讀到馬伯庸的《風起隴西》時，他發(fā)現里面恰好有他想講述的故事：不再聚焦王侯將相，而是著眼于最平凡的普通人。

故事的主人公，陳恭和荀詡是活躍在蜀漢和曹魏之間的間諜。路陽形容他們是“棋子一樣的角色”，“他們無法左右時局的發(fā)展，只能執(zhí)行上峰的決策。他們和我們普通人一樣，有著情感的羈絆和煩惱，有軟肋。”

在郭翔鶴看來，主人公陳恭是劇中刻畫得最精彩的人物之一。主創(chuàng)借由這個角色，講述一個人的命運在宏大的歷史政治環(huán)境中會受到怎樣的影響。“他很被動地去接受，但又想和這種命運去抗爭。他的地位可能略高于一般人，但人性上又是和普通人是一致的。一方面他要為了父親、妻子報仇，另一方面他會為了某一階段所認可的政治集團的利益而舍身忘死。”

“父親死亡的真相，他從曹魏和蜀漢兩地得到截然相反的消息，導致了他在陣營選擇上的搖擺不定，在兄弟、夫妻、師生情誼之間反復糾結。作為主線人物，他串起若干戲劇沖突，將一場大戲撐到了最后，最后悲劇收場。這番悲劇中包括了師生的悲劇、夫妻的悲劇、兄弟的悲劇。”郭翔鶴說。

棋局落幕時，棋子之身的陳恭對這盤大棋感到意興闌珊，他厭倦了以摯愛犧牲、兄弟相殘為代價的生活，決定背負“不忠不義不仁不孝”的罵名，保全摯友荀詡的赤子之心，讓他得以在往后的日子中，以二人都認同的方式和意志去尋找心中的理想。

作家雙雪濤接受《看理想》采訪時談道，陳恭結局給他帶來的主要感覺是幻滅。“陳恭他那么聰明，原來是個像游俠似的人物，后來成了一個精英間諜。到了最后，他沒有大喊著匡復漢室，而是覺得這一切好像都有點不對，自己的摯愛死去了，他通過把自己變成一塊磚，填平了這些事情。他沒有那么激昂了，變得冷冰冰的。”在他看來，《繡春刀》或是《風起隴西》中，路陽都偏愛描繪人的選擇，“人在這么一個環(huán)境里，要怎么才還能相對潔凈、相對正義地生活下來”。

不一樣的“興復漢室”

劇中，雍州刺史郭淮與侄子郭剛之間的一番推心置腹，可用來描述《風起隴西》這部劇的整體基調：“這世間難論對錯，不是那么非黑即白。”盡管有蜀漢與曹魏兩大陣營，蜀漢內部又分為諸葛亮與李嚴兩派政治勢力的斗爭。具體到個人，沒有善惡分明，只有立場不同。

“興復漢室”是貫穿全劇始終的口號，如同障眼法，不同的人對它有著截然不同的解讀。陳恭、荀詡和翟悅的理解是：“為了不再有戰(zhàn)爭，為了你我這樣的人都能過上好日子。”蜀國情報機關頭子馮膺所堅守的信條是：“個人生死為輕，大漢基業(yè)為重。”在丞相府常史楊儀心中，“興復漢室”便是黨同伐異、清除異己，保衛(wèi)諸葛丞相。

路陽認為，馮膺或者楊儀是那些愿意使用非正常手段，以更功利性的視角看待周圍的人，“把他們當做工具，甚至把自己也當成一種工具。也不能說他們沒有情感，但在他們的目標面前，情感是非常次要的一個考量”。

自始至終，主創(chuàng)并沒有作出明顯的價值判斷，只通過若干臺詞給出回答。劇集開篇，借由諸葛亮與少年荀詡之間的對話暗示了創(chuàng)作者的態(tài)度：“這天下，最要緊的是人。若是土地上的人都沒了，要這江山社稷又有何用。這土地上的每一個人都值得萬金，你要珍惜他們。”

在劇中，“值萬金”的表達通過死亡顯影。一張密令影響無數人的生死，無辜的士兵死于戰(zhàn)爭，或者死于蜀漢、曹魏內部的政治傾軋。

無論立場與陣營，每個人的死亡的刻畫都極具儀式感和悲劇性。荀詡的手下，一個微不足道的小吏廖會之死也被鄭重其事地對待。恪盡職守看護證物的廖會，在毫無提防的情況下被同事刺死，辦案人員勘察現場時，腳上踩到了廖會留下的一灘血跡，面露鄙夷。再如曹魏天水間軍司司馬糜沖，被陳恭掉包身份后深陷絕境，被蜀軍一箭刺穿，抵死反抗直到死于亂箭，尸體千瘡百孔。

于是，就有了陳恭質問馮膺：“國家大義面前，我的父親，無數外線游梟的性命，就該這么死掉嗎？”馮膺的回答是：“沒有人該死。但是在國家利益和人個人生死之間，我選前者。”劇中，樁樁件件死亡的背后，沾滿鮮血的手以正義與崇高之名將人命玩弄于股掌之上。創(chuàng)作者通過一次次死亡的特寫，展示戰(zhàn)爭與政治斗爭的殘酷，強調他們的意圖：這些死去的人并不是用后即棄的棋子，而是活生生的人。

不過，故事的結局卻讓人無端生出一團無處發(fā)泄的怒火，甚至近似于虛無。陳恭落得梟首棄市的下場，荀詡失去了妹妹和摯友。反倒是那些晦暗的角色看似得償所愿。比如將游梟生命視同草芥的馮膺，或是將間諜之術用于政治斗爭的楊儀，至少獲得了階段性的勝利。《風起隴西》并沒有通過一個正義戰(zhàn)勝邪惡的英雄敘事，給觀眾以大快人心的感受，甚至善與惡也是處于混沌之中無法辨明。混沌中有一絲微光，也是唯有緣人得以相見。

從創(chuàng)作角度來看，《風起隴西》并非沒有瑕疵。有網友形容其觀感像大部頭的書：沐浴焚香，起勢，打開，一個字也看不進去。馬伯庸在《風起隴西》后記中提到，書中很多名稱，比如靖安司、司聞曹、軍正司，以及繁瑣冗長的蜀漢行政程序，都是他為了增加文章真實性而創(chuàng)造出來的古代機構。

然而，該劇并沒有給觀眾足夠的時間去消化這些大量陌生的人物、官制和機構名稱。開篇對人物關系的交代不夠清晰，講故事的視角不斷切換，多次采用閃回幫助觀眾回憶前情，不僅情感上缺乏力度，還造成敘事的斷裂，令原本就比較復雜的線索憑添混亂的觀感。如沒有原著或相應的歷史知識做鋪墊，面對如此復雜的人物關系網絡，觀眾無法短時間內與人物角色共情。加上懸疑和諜戰(zhàn)的劇情，信息量密集，反轉頻次高，該劇也無法提供伴隨性的娛樂，稍有分心便會錯漏關鍵劇情。

此外，它也有些“生不逢時”，在疫情所造成的動蕩之中，人的生活已經足夠忙亂，無暇對爾虞我詐的陰謀局作出積極的反應，遑論在案中案、碟中諜的氛圍中沉下心來抽絲剝繭。

但是，《風起隴西》仍然不失為一部佳作。它敢于另辟蹊徑，從過往那些套路化的敘事框架中跳脫出來，不再拘泥于三國故事中，一城一池的爭奪和英雄豪杰的傳奇，而將故事的主角讓位給那些歷史上無名卻而同等重要的普通人。在路陽看來，荀詡陳恭等人，雖然都是小人物，卻懷抱著一些理想主義的精神：“非常樸素、真誠，而正是這樣的情懷，促使他們在很多關鍵時刻做出了重要的選擇，這個選擇本身，令他們成為了亂世中的無名英雄。”

標簽： 風起隴西